战争的最高境界是“全胜”是不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敌人降服即所谓“
战争的最高境界是“全胜”，是不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敌人降服，即所谓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”。攻城克隘，血流漂杵，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，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；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，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，顺心降服，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、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。“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上述表述出自本篇第一段的结尾，已成为《孙子》书中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，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。英国现代军事学家利德尔·哈特在《战略论》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“间接路线战略”，认为“最完美的战略，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——所谓‘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’”。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·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。
为了凸显谋略的重要地位，孙子还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，对以下手段依次定位道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；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”最高级的是“伐谋”，次一等的是“伐交”，挫败敌人的谋略与外交，这两者是抵达“全胜”境界的重要途径。联系春秋时期的历史实际，可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论，是从齐桓公“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”等政治、军事活动当中提炼概括出来的。齐桓公称霸天下的地位，依托于齐国雄厚的国力与军力，由此而造成的强大威慑，迫使其他诸侯不得不臣服。因此，孙子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不是说军队可以放松提升实力的各项建设，更不是说将领可以忽视对攻城略地的战法研究。孙子在提出了“全胜”理论的同时，提出了“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”等用兵法则，论述了将领对于国君与国家的重要作用，概括了国君因瞎指挥而导致的三种危害。文章最后提出了预测战争胜负的“知胜”说，在呼应并拓展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的同时，引出了孙子的又一不朽名句——“知彼知己者，百战不殆”，经由毛泽东的借鉴与引申，这两句话已远远溢出军事斗争的疆域，在国内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：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：曹操曰：“兴师深入长驱，距其城郭，绝其内外，敌举国来服为上。以兵击破，败而得之，其次也。”张预曰：“尉缭子曰：‘讲武料敌，使敌气失而师散，虽形全而不为之用，此道胜也。破军杀将，乘堙发机，会众夺地，此力胜也。’然则所谓道胜、力胜者，即全国、破国之谓也。夫吊民伐罪，全胜为上；为不得已而至于破，则其次也。”全，形容词的使动用法，使完整，使全部。国，原指国都，此处指包括国都在内的城邑。破，击破，攻破。
军：本义为驻屯，此处指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。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郑玄注曰：“军，万二千五百人。”李零说：“商代西周时期军队的最高一级编制是师（师字本来也是起于驻屯之义）。但东周以来，军逐渐成为各国军队的最高一级编制。《周礼》所记军制是以12500人为军（见《夏官·序官》，《司马法》佚文同），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军与《周礼》不同，为10000人（见《国语·齐语》和《管子·小匡》）。”
旅：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。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郑玄注曰：“旅，五百人。”李零说：“《周礼》所记军制是以500人为旅，旅上还有师一级（为2500人，包括5个旅），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旅与《周礼》不同，是由10个200人的大‘卒’组成，为2000人，上面没有师一级，直接由5个旅进为一个军。”
卒：古代兵车编组的基本单位。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郑玄注曰：“卒，百人。”李零说：“《左传》‘卒’、‘乘’往往连称（见隐公九年、成公十六年），《周礼》所记军制是以100人为卒，卒下包含4个两（一两25人），即左、前、中、后、右5辆兵车，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卒与《周礼》不同，是由左、前、右、后4个‘小戎’（兵车名，一小戎50人）组成。”
伍：古代军队最基本的编制单位。《周礼·地官·乡大夫》曰：“五人为伍。”李零说：“古代各种军队编制都是从伍法起源，如10人制的什，25人制的两，50人制的小戎或队，100人或200人的卒，都是从伍进上去。伍可按前、中、后成‘列’，也可按左、中、右成‘行’，还可按左、前、中、右、后成方阵。这是决定古代队形编制（阵法）的基本东西。《国语·齐语》：‘是故卒伍整于里，军旅整于郊。’其军队编制主要是由‘军旅’和‘卒伍’两层组成，‘卒伍’是在农村基层即闾里一级编定，只形成小的战车组；而‘军旅’是在郊即州乡一级编定，已形成大的战车群。《孙子》所述军制可能与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相近。”
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：贾林曰：“兵威远振，全来降伏，斯为上也；诡诈为谋，摧破敌众，残人伤物，然后得之，又其次也。”张预曰：“战而后能胜，必多杀伤，故云非善。”
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：《管子·兵法篇》曰：“故至善不战，其次一之。”“谐辑以悉，莫之能伤。……故能全胜大胜。”《吴子·吴起初见文侯章句》曰：“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则钧解。”张预曰：“明赏罚，信号令，完器械，练士卒，暴其所长，使敌从风而靡，则为大善。若吴王黄池之会，晋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。”赵本学曰：“善之善，犹言善而又善也。如沉迷者，陈利害以晓之；怀惧者，推恩信以安之；诖误者，明大义以正之；观望者，扬声威以夺之。或用辩年以下之，或用奇计以之，或坚壁清野以待其衰，或夺隘守险以绝其救，或以夷狄而攻夷狄，或以盗贼而擒盗贼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类也。”方克说：“春秋时期处在由西周奴隶制到战国封建制的过渡阶段，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目的是有限的，主要是争霸和兼并，一些大国凭借革新政治，富国强兵的实力地位，打着尊王攘夷、辅卫周室的旗号，交替使用政治的手段（聘问、盟会、支持反对派、收留流亡者等）和军事的手段，来达到称霸和兼并的目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迫在眉睫的战争，经常在刀光剑影中以‘求成’而结束，所谓‘化干戈为玉帛’，‘战胜于朝廷’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。当时的战争，大都是野战，一般不攻坚，不攻城，速战速决，双方伤亡都不大，胜者一方有些是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胜的。例如秦晋崤之战，晋师是设伏险隘，截击归师，使秦师全军覆没的；吴楚柏举之战，吴师是迂回陈、蔡，潜师远袭，利用楚军内部分歧，猝不及防而一举成功的。在一定意义上说，晋、吴都可说是‘全胜’之师。如果我们考虑到春秋时期的具体情况，孙子的‘全胜’思想是可以理解的。这在一定意义上说，也可以说是打歼灭战的思想。但是，毕竟孙子的‘全胜’思想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，因此，它当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战争，更不能作为军事斗争的普遍要求，事实上孙子自己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。”黄朴民说：“齐桓公‘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’的历史活动，春秋时期其他的以军事威慑达到政治、军事目标的事例，旧‘军礼’原则的普遍影响，使孙子很自然地思考这样的问题：是否能够依据春秋战争活动的既有经验，以不通过战场交锋的方式，来确保政治目的的实现？而当时战争的残酷性，则更让孙子意识到提出这一理论的紧迫性。他对以往军事传统的理性评估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一个：‘必以全争于天下。’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最佳的途径就是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。唯有如此，方可‘兵不顿而利可全’，实现‘善之善者’的最佳选择。由此可见，孙子‘全胜’理论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，是他对以往战争经验的抽象提炼，是他对用兵最高境界的孜孜追求。”“孙子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，虽然提出了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的崇高理想，却并没有沉溺其中，而是以十分现实的态度对待战争，将自己的智慧更多地投放在如何卓有成效地以军事手段打击敌人、夺取胜利上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军事问题上，孙子的境界远远要高于宋襄公一类人物，也与后世迂儒有霄壤之别。总之，对传统的追慕与借鉴，构成了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：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；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运用，则创造了孙子兵学的实用理性：‘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’。这是孙子‘全胜策’与‘战胜策’之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，也是孙子本人在军事问题上理想追求和实际操作间的统一。”
孙子说：用兵的一般规律是：使敌人城邑完整地向我们投降，我们不战而胜，这是上策，攻破敌人的城邑而取得胜利，这是下策；使敌人的一个军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，击破一个军则为下策；使敌人的一个旅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，击破一个旅则为下策；使敌人的一个卒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，击破一个卒则为下策；使敌人的一个伍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，击破一个伍则为下策。所以，百战百胜，不算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；不经交战而使敌人屈服，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。
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修橹辒，具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；距，又三月而后已。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，杀士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灾也。
上兵伐谋：意谓最高级的军事手段是挫败敌人的谋略。杜牧曰：“晋平公欲攻齐，使范昭往观之，景公觞之。酒酣，范昭请君之罇酌。公曰：‘寡人之罇进客。’范昭已饮，晏子彻罇更为酌。范昭佯醉，不悦而起舞，谓太师曰：‘能为我奏成周之乐乎？吾为舞之。’太师曰：‘暝臣不习。’范昭趋出。景公曰：‘晋，大国也，来观吾政。今子怒大国之使者，将奈何？’晏子曰：‘观范昭非陋于礼者，且欲惭于国，臣故不从也。’太师曰：‘夫成周之乐，天子之乐也。惟人主舞之。今范昭人臣，而欲舞天子乐，臣故不为也。’范昭归，报晋平公曰：‘齐未可伐。臣欲辱其君，晏子知之；臣欲犯其礼，太师识之。’仲尼曰：‘不越罇俎之间，而折冲千里之外，晏子之谓也。’”朱军说：“伐谋的实质就是对敌人正在计划中或刚刚开始进行其谋划时，便能窥破其谋，揭穿其谋，破坏其谋，借以实现己方的政治目的。”上兵，指最高级的军事手段。伐，破坏，挫败。
其次伐交：钱基博曰：“伐交之策，盛于七国，一纵一横，抵戏捭阖，钩心斗角，具著《战国策》一书。昔康有为、梁启超论李鸿章之办外交，以谓：‘不知万国公法，而徒袭战国纵横之余智，捭阖抵戏，卒无当焉而以速尤召侮！’一时以为名论。其实自轻家丘，而以成败论英雄耳！”朱军说：“‘伐交’，是针对敌方营垒（集团）展开外交、联络、分化瓦解工作，争取敌之盟国保持中立或站到自己方面来，使其陷于孤立而最后消灭之。《水浒传》上宋江三打祝家庄所采取的争取李家庄，孤立扈家庄，打击祝家庄，最后消灭祝家庄，便是此种方法。”交，外交。一说指交合，两军对峙示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