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公车上书”后不久，张榜公布成绩，康有为榜上有名，考中进士，

“公车上书”后不久，张榜公布成绩，康有为榜上有名，考中进士，授职工部主事。学而优则仕，这是中国传统士子寒窗苦读的最高理想。康有为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的了，但他也感到一种压力，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他彻夜难眠。

康有为苦苦思索着救国救民之路，凭着不怕风险，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又写了上皇帝第三书。言语恳切，发人深思，这封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，光绪皇帝看完康有为的上书，仿佛看到了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之路，马上命令誊抄分送慈禧、军机处和各省督抚。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。

光绪皇帝对变法主张的重视，给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带来了很大希望。但是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。以光绪为核心的帝党官僚并不掌握实权，真正把持中央和地方实权的，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和一部分洋务派首领。他们思想保守、反对革新，极力维护旧的统治秩序。

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维新派大都年轻气盛，思想激进，但缺少政治斗争的经验。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，幻想通过实行维新派的主张，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取统治大权，推行新政，改变国弱民穷的处境。

于是，这两大政治集团各自招兵买马，养精蓄锐，其冲突的态势如地下炽热的岩浆，迸发只是时间问题。

正当帝党集团与维新派紧密合作，为变法作准备的时候。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，康有为等人除在北京、天津创办报刊、组织学会、开办学堂外，还不辞劳苦，南下上海、湖南、广东等地，大力宣传变法思想，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。

仅仅靠人力去游说是不够的，只有通过新闻媒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光绪二十一年七月，康有为凭借较优厚的经济实力，自费创办了《中外纪闻》，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，宣传西学，鼓吹变法。

《中外纪闻》开始每期印1000份，随当时的专载诏书、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北京的官员。后来印数增至3000份，流畅的文笔，新颖的观点，使在京的官员眼界大开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在此推动下，一些开明官僚也开始倾向维新变法了。

首开先例的，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，他在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下，出面组织了“强学会”。

“强学会”是一个宣传变法维新，寻求强国之路的爱国团体。强学会每十天聚会一次，大家轮流上台讲述中国自强的学问。慷慨激昂的演讲、热情洋溢的讨论，每次都能吸引众多的旁听者，每次都能增加许多新会员。

“强学会”诞生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，鲜明的宗旨，曾一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。在维新派声势初步高涨的时刻，连一些反动的军阀官僚也投机混迹于“强学会”。例如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参加了强学会，洋务派大官僚、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捐款给强学会作经费，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，由于他名声太坏而被拒绝。

形势的发展如此迅速，连维新派也没有预料到。英、美等国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打着支持中国变法的旗号，极力拉拢维新派。有些传教士，如李提摩太、李佳白、林乐知等人居然加入了强学会，甚至英国当时驻华公使欧格讷也亲自参加，并捐助图书。

表面上看起来，他们对中国的变法运动很热心，实际上他们是想乘机搅乱中国，然后为本国政府谋取利益。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，要求维新派分清敌我，审时度势，及时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，这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，“强学会”兴旺的背后也蕴藏着危机。慈禧太后无法容忍维新派在自己眼皮底下行此“大逆不道”，一些顽固派守旧官僚早就心领神会。他们暗中破坏，散布流言蜚语，准备伺机反扑。